本帖最后由 范先生 于 2025-7-31 07:22 编辑
外面风狂雨吼，只能宅在家里休息，便打开手机看到一篇关于上海的苏北人的历史变迁文章，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父亲是镇江丹徒县谷阳镇人，母亲是扬州人，居住在当年的淮海路上的“黄家花园”。镇江虽地处长江以南，但口音，生活和风俗习惯同位于江北的扬州基本并无二致。也不知道哪位牵线搭桥，他们结婚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经历战乱，经历灾害，背上失明且裹着的小脚老太太逃到农村避难，几经磨难最后来到上海，最初在闸北荒僻的青云路落脚。后来见当年的日本纱厂招工，便一起来到杨浦区。因父亲写字很好，读过私塾有些文化，有别于他人，被老板安排到劳资科当实习生。在当时由日本人设计刚建造好位于周家牌路的职工宿舍落户，叫同心公房，而我作为家中排行“第六”生在这个家中并居住了有四十余年。 这个地方居住的人都是当年日本纱厂的职工以及家属，几乎都是来自苏北地区逃难的人。这个联体并有围墙隔离的公房一共有十四排，每排有十幢房子，同周边的顺成里，普爱坊，依仁里，润玉里，华欣坊等比较是最为简陋的住所。我们家是第一批搬进去居住，所以为了生活工作方便选择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且门前天井边有约两米高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生活用水靠着每条弄堂里安装的公用水池；用电更是每一排有一个电表控制。至于结算费用，都是由小组长抄表按人头分摊。因为第一批搬进来，“老资格”，所以后来的人都非常尊重我们家。 老公房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纱厂职工，且又是来自苏北，家乡的口音把大家连在一起。上班和下班时间里，进进出出同一个方向的职工工人络绎不绝，成了一道风景线。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加上人口多，独居一幢，这在整个公房里极少，大多数是两户，三户同居一幢楼。根据我所知道的，我们家的房租是4.14元，面积四十多平米，有上下两层，分前客堂，后客堂，灶间，前楼，后楼，晒台组成，自然都有仅能容一人通过的走道。两户以上同居的因为厨房或者晒台共用部位的使用偶尔有时引起争吵，这在我们家绝对不会发生。 弄堂里有夫妻老婆店卖针头线脑小糖果，理发店，开水灶都是苏北人，有自己的传达室，电话，广播站，信箱，有托儿所，有颇大一块水泥黑板报，亲戚朋友等外人进来必须登记在册，成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弄堂里的人除了必须的上班上学，也很少外出，像我的母亲每天忙碌着家里的三餐，缝补衣服，还要照料双目失明卧床的老太太，哪有机会走出去？反正也有好几位搭子经常一起说说话，解闷。 因为都是来自苏北，且同一个工厂，大人们讲苏北口音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后代，到处都是这块那块的苏北话音。在这里，也没有谁高人一等，低人一等之分，倒也和睦相处。每家每户的大门大多敞开，大人们上班后，熟悉的邻居相互串门嘘长问暖。弄堂里的好几位邻居都会到我家，关心问候老太太的身体，说些家务事。 随着子女的快速增多，很多都是在同一所学校成为校友，同学，在房间条件相对宽敞的家里一起做作业，温功课，我们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接触并交流外面的世界。总感觉居住在周边的人和我们公房里的人一样无论是卖东西吆喝还是平时的交流也在说苏北话，穿着的衣服也是打补丁，几乎没有看到打扮时髦的人。家附近的楚城戏院，胜利大戏院都陷在苏北人的聚集地，演出剧种大多是淮扬戏。据说楚城是民国著名大人物杜月笙创办，梅兰芳是股东之一，淮剧著名演员何叫天在此演出过剧目。 时光荏苒，公房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传达室没有了，弄堂围墙拆除了，单独安装电表水表。有个别的老邻居搬出去，包括我的同学，也有不是苏北人的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住了进来，成了极少数，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与苏北人家庭为伍，独立生活。我家对面的宁波人就是这样，然而当我家有一晚揭不开锅的时候主动送来了“臭冬瓜”，令我母亲当场泪目。此外，斜对面有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竟然学起了苏北话，尽量融入这个集体中，让人诧异。外来人多了等于掺了沙子，工作不再全是纱厂职工，最后反倒是苏北人逐渐减少，成为各地人混杂的居民区。 现在的公房早就被列入拆 迁，人去楼空，连同那条门前的周家牌路都已经封闭，总有五年多一直荒着。最近有少部分开始动工开建，只是我在余生的日子是看不到往日熙熙攘攘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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